被「訪問」:佛山人在香港做記者

最近接連與幾個讀新聞或在傳媒機構實習的朋友聊天,難說我能分享經驗,希望能幫到他們做功課之餘,好好想一想,畢業後要不要做新聞。

2013年12月接受了一個正在中山大學讀新聞系的廣外外校師妹「訪問」,現在她的功課轉載於此。

 

佛山人在香港做記者:專訪《星島日報》記者勞顯亮

撰文:中大-南都網教學實踐基地實習生 張詩域

  「香港正在變壞,特別是現在香港是在面臨關鍵時刻的前夕,2017政改,內地風氣(不好的)影響。但留在香港相對安心的城市,香港有很多問題,地產霸權,商業的壟斷,令很多創意,香港珍貴的東西被越來越吞噬。」佛山的勞顯亮是「港漂」大軍中的一員,這個週末有親戚朋友結婚,他回到佛山參加婚禮,記者見到他的時候,他穿著一套自稱「略顯浮誇」的棕色筆挺西裝,牛津鞋。

  他現任職於香港《星島日報》。

  從讀書年代他便愛上了記者這個職業,參與過許多媒體活動,這四年半的香港生活、三年的香港記者生活讓他對香港及內地的感受都更加深入。「但香港目前還是一個廉潔的製度,獨立的司法,這樣東西是可以保障到你不至於某天消失了,進了黑監獄。」

「我覺得報道颱風的記者很帥」

  「小時候看報紙,看TVB新聞,看到一些記者穿著風衣報道颱風,報道八號風球,拿著麥克風在說話,我覺得很帥。」這便是勞顯亮有「做記者」的小小念頭的開始。

  中學時,勞顯亮來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附設外語學校(簡稱「廣外外校」)就讀中學,從那時起他積極於各種媒體活動。當時,在廣外外校電視台,勞顯亮便「自告奮勇」當主持,有一檔節目叫「週四有約」,是報道關於學校內學生活動之類的。 2004年台灣大選,他與台裡老師商量好,自己蒐集資料,找嘉賓,開了一檔報道台灣大選的特別節目。在學校堅持看《南方都市報》《中國青年報》,勞顯亮對媒體行業越來越有興趣,決定大學報讀新聞系。

  但是高考失利,他被華南農業大學英語系錄取。華農沒有新聞系,但勞顯亮對媒體工作的熱情並沒有減弱,「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做雜誌,自己印,真的有印出來的。也有實習做一些與傳媒活動有關的part-time。 」

  大學十分充實,而且由於學習外語得到了機會。他在bbs上認識一些從事媒體工作的人,他們提供一些part-time工作給他,曾經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,做過一個到廣州的瑞典通訊社記者的fixer(翻譯、採訪助理、聯繫車輛等工作)。 「做一些比較soft的新聞,挺好玩的,當然做完之後就有相關部門的人找你喝茶。這是很common的事,可能你未來也會遇到,如果你怕的話,fine,那你未來就不要做這一行了。」

  大學畢業後,勞顯亮赴香港浸會大學進修國際新聞報道。 「浸大一年讀了什麼,現在想起不是一些practical的東西,而是一些news ethic,為什麼做記者,有一些新聞底線要遵守,公平,準確,不要偏頗。」

趁年輕會繼續做下去

  在香港,報業的生態各自立場很清晰,相對而言,電子傳媒(電視台)的中立性較強,信度高,大眾更相信電子傳媒。

  勞顯亮供職的《星島日報》是一份「中立但較偏向北京政府」的報紙。當被問及記者是否受報紙立場控制時,他告訴記者,「雖然我做星島,但我未必認同星島立場,這不妨礙我做新聞。雖然有一些社運人士會說你是星島的不和你說話,但大部分議員無論你左中右都願意和你說話。把一個新聞做大做小都是立場,放頭版放裡面也是立場。每一份報紙立場好清晰,但是到我自己的層面就不用介意。」

  記者工資在香港很低,香港記者協會最新調查發現,六成受訪者薪酬為2萬港元以下,包括擁有十年年資的記者;三成受訪新聞工作者有意或已轉行,甚至有部份傳媒機構支付的薪酬不符合最低工資水平。

  勞顯亮說,在同等學歷條件下,記者在香港起薪比較低,起薪和薪水升幅都是比較低的。大多數記者到30歲以後可能會轉行,到學校當學者,在企業工作等等,而他本人「趁著年輕會繼續做下去,但是以後就不知道了」。

  「在未來,我希望可以做到大陸新聞。」勞顯亮對於職業未來定位時說,「因為大陸永遠不缺少新聞。」

  目前,他專心做香港新聞,從中學習到許多,「你想做得更好,你要有成績、有文章給別人看到認為『這個人是行的哦』,才證明得到自己的實力。」

  勞顯亮在大陸的實習經歷中並未做過記者,所以很難在最前線看到中國新聞業究竟如何,與香港媒體有什麼區別。他認為從做出的報道、接觸過的大陸記者中觀察,很敬佩有一部分大陸記者「帶著腳銬去跳舞」,「他們要很多方法去發聲,去找自己想要的東西,希望做出報道,即使不知道報道能不能發出,他們也冒著生命危險去做。比如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患抑鬱症這件事。」

如果「井底人」發生在香港

  北京的「井底人」王秀清在《新京報》報道後,結果是井被封,零下的溫度,王秀清要在一個沒有暖氣的地方過夜,甚至拿不出自己在井裡的東西。這讓勞顯亮聯想到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香港會是怎樣。

  「首先是有官員會下台,然後有人去支援這個人,在香港,整個輿論的監督與社會機制是能夠配合的,我們要想一下,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輿論監督,沒有司法獨立就沒有新聞自由。」

  「社會應該有制衡,有監督,比如,為什麼總是官員下台後才去揭露他的醜聞?如果是一個有新聞自由的地方,某個地方市長新上台,新上台的那一天就要調查報道他,看他以前做個什麼有沒有失誤,有沒有收受饋賂,為什麼總是下台後才報道?」

新一代公民社會,我們都要做好自己。

  在與勞顯亮的討論中,他認為不論香港或內地,新一代的公民社會都在覺醒。年輕人意識到社會有問題,雖然未必會做很激烈的事情,但是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。維護好自己的權利,儘自己的義務。其間他說了一個有趣的例子,有一次他出了一次小車禍,報警後警察散慢地來了,然後問他拿身份證,勞顯亮說,「我反過來請他出示警員編號和警員證,這些都是很基本的東西,是你的權利,你就要使用。」

  記者沒有特權,只是在行使最普通的人權。

原文:http://bbs.nandu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3418&extra=page%3D1%26filter%3Dtypeid%26typeid%3D32%26typeid%3D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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